黄进发和郑云城:“人民都是老板!”(2)
爱我，不是因为我看不到我在许多方面所受到的限制;而是因为我不把促成这种限制的机构、组织或个人等同于国家。是的恕我狂妄，他们是谁?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决定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国家不是政府，更不是政党或政客。……国家是栖身的这片水土(tanahair)，是与我共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在一片美丽安宁的水土，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文的社区长大，我的邻里不论肤色信仰爱我疼我，我的山河不论晴雨晨昏育我伴我。我不能想象我能更爱另一片水土，更关心另一个社会。为什么我要因为一些我不爱的人事放弃我心所爱?”以身为华裔大马人—寄伦敦的folkrock，见《因为我在乎》专栏之十四)他这段文字典型地代表了新生代的华裔年轻一族。如果说庄迪澎的是有力的解构，从而瓦解威权的背后，黄进发的则是重新的建构，建构起华裔新生代对乡土的关怀的依据和觉醒。联系在两人之间的，是同样时代的出生背景和同样的所接受的教育环境。同祝家华与何国忠的年代相比，显然到了90年代后期，新生代的思潮已经悄然地更迭了。
那么，90年代后期华人要的是什么?“鼓励华人多生育的呼吁或奖励当然不新鲜，却很有代表性。它代表了华裔大马人对未来的不安，说明‘优患意识’几乎是整个马华社会而不止是马华知识分子的标志。华裔大马人的优患来自前景的不明，担心一旦华裔人口比率持续下跌，族群权益将进一步受到侵蚀，甚至象华裔泰国人和华裔印尼人一般被同化。华社‘传统的智慧’是:马新华裔公民地位比其他东南亚国家华裔公民高，纯然是因为人口比率。因此今天华裔家庭生育率比其他族裔家庭低，自然让人担心明天族群的前景。”《床上民族英雄》，见1998年《南洋论坛》·《因为我在乎》专栏之七)他在这里说明了华社需要某种觉醒。于是，与另一个时评作家郑云城同时相互对应地提出了“人民才是老板!”这一口号.甚至通过网际网络的网站发起签署支持运动。“要反政府就去反，没必要反了又要画蛇添足加上一句‘我不是反政府’。这样的辩称反而给人感觉，反政府是不对的行为。人民既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意愿和意见当然大过天。我用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