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前期与后期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化
90年代前期与后期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变化，制约着作者的题材与主题内容。oo年代前期的何国忠与祝家华和90年代后期的庄迪澎、黄进发以及郑云城等，他们也许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只自称为“知识人”，然而他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探讨和知识分子如何具体地在自已生长的国家社会中安身立命，却是不断努力地实践着和探索着。政论散文作为他们问政和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参与方式，他们所渴望的是建立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共舆论空间和与之相对应的公民社会。
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现代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只是纵欲流放的物质社会。政治上，马来社群的支配有着历史的渊源，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去了解这种情况，便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土地上生活，一方的获取，另一方就得放弃或被迫失去。华社渴望的是一个生存空间，而生存空间的意义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同时包括精神上的心灵空间。从90年代前期到后期的政论散文，我们便不难看到，他们所反映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着。“2020宏愿”是一道魔咒，但它带来的客观影响(电脑和网际网络的普及)到了后期却是不得不让人去肯定它。但这无形中也就成了华社的一道悖论，当执政党或权力机构祭起“发展和稳定”、“迈向2020年”等口号同时，尽管现行的体制还存有着许多不合理之处，华社最终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华社的窘境即可在此显现。
90年代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政论散文出现，但从质与量的考衡，庄迪澎等人的文章的确指向了这个年代的种种荒谬。正如替迅所说的，“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做“杂文”也不易》，《鲁迅全集》第8卷第376页)如果说.鲁迅的豪语“‘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是确实的话，综合他们的政论散文，透过文本的分析,我们也就可看到历史的延伸和历史真实的另一个对照面。纵观90年代政论散文，因为有着时效性的限制，他们大多也就只是反映当时特定的情况。我们也还可以发觉到，华社的窘境在于意识形态上的藩篱，种族主义的梦魔始终框在华社的思维中。这当中有客观的必然性，但也同时存在着主观的探层文化心理结构因素。“文化霸权”之下，我们只能哑口无言，瞳目以对，但在面对自己的时候，“魔镜”却不断地复现。那是我们自己的“魔镜”,“调侃文学”的出现是政论散文的变异，它也就是我们的一方“魔镜”。所以报章的嘻笑怒骂的调侃评论，寄寓于通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