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
贯穿90年代前期的，是对马来西亚这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国家中如何实践民主的探讨，华社知识分子的窘境实际上也就反映了整体华社所难以逾越的张力。但由以马哈迪为首的马来精英领导分子所施以的文化霸权，华社只能点头称“是”。1995年五年一度的全国大选，国阵政府以发展和稳定，迈向“2仪犯年”先进国为口号森得了压倒性胜利，议席超过三分之二。同年，在选举后由拿督斯里纳吉(Datuk Seri Najid )领导的教育部提呈了一份《1995年教育法案》，七个主要华团于12月8日和9日连续两天委托了七华团律师团召开紧急会议，以对该教育法令作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得出的结果令华社哗然，在新的教育法令中尽管己删除了一些令人担优的条文，但却似乎比1952年、1957年和1961年的教育法令更为严厉，因而一度再次引发了华社知识分子的优患意识。这时候才意识到事实的所在:在所谓的发展与稳定的步伐下，最终还是要以马来社会为主，而华人只能自我定位于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马来西亚长久以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中所隐藏的结构性问题逐一浮现。以前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为代表的少壮派和首相马哈迪医生在政策上发生分歧，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的主导权产生矛盾，最终导致了安华被革职事件和1998年的“烈火莫熄”(Refonnasi)社会改革浪潮;而在华社里则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醒觉，从黄进发、郑运城提出的“人民才是老板!”口号到全国学运的成立，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从现代化物质生活中注意到政治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庄迪澎、黄进发、陈亚才、郑云城等等渗透力强的批判文章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备受注目。他们的文章也正迎合了这个时期所需要的某种觉醒和启蒙。这个时期，据何启良所说的那样，还有“一群不愿投降的马华评论者，他们正生逢时，以真名示众，以胆色论政，以良知行文”。相对于祝家华和何国忠，他们的爽直和尘锐风格显示出又是一番新的景象。
(一)庄迪澎《我歌且谣》:“心之忧矣!”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