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5)
因此，读《鸟权》也好，吟唱《我歌且谣》也罢，恐怕也和《诗经·国有挑》里魏人之忧国政般，‘徒歌而五乐也’。知识人和异议份子本是忧国政而吟唱，但爱国却是以歌功颂德为准，于是宫廷让帝王将相吟酒寻欢的爱国催眠曲和太监们的油嘴滑舌，才是毫无忌惮登上大雅之堂的国乐……行使权力打压舆论，只不过反映了权力机关的太监般自卑和不敢面对群众质询的怯弱心理。身为时评作者，我难以想象一个理直气壮的人会不敢在舆论市场上与对手较量、辩论、互证真伪，进而以理服人。正是因为辞穷和太监般的自卑心理作崇，只好籍着权力的压迫，使别人在讯息取得和意见的声张方面抱受压抑，‘共享’那种被‘阉割’的感觉，籍以‘治疗’他们残缺的心理状态!
今年8月，我将当代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艾德华·萨依德(Edward W. Said)的一席话打字列印，贴在房门上，每推开房门一次，就读上一遍。当做自我鞭策的座右铭。‘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就借花献佛，将萨依德的这句话送给千千万万忧国政却无以向权威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和飘泊的心灵!”(《歌歇，曲未终—告别(我歌且谣)》，载于1998年11月8日《星洲广场》·《我歌且谣》专栏
这是他专栏的最后篇章，也是最能代表的着这个时期写作人和知识人的处境。相对于祝家华和何国忠的沉着，我便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说道:“我并不晓得庄迪澎有何待人厚道之处，于我而言，也许这才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从他大学身为理华总秘书时开始，即毫不客气地公开在报章上批评理华(详文可见其作《我歌且谣》)，直到他剃光头递辞呈给自己任职的报馆，他的锐利就如安焕然所说的‘常常会有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以为批判而批判—谈江少“切忌一套做一套”)，载于199!)年9月13日《南洋商报》·《言论》版)。并且，在他这最后的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份骚人情怀。借助《诗经》的文学典故，而为他的文章注人了一份审美的魅力。自古文士不得施展自己的抱负时，以楚国人屈原的《离骚》始，通过文学的“真、善、美”而将自己的理念流传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