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3)
安全法扣留了10个人，罪名是他们的言论和著作鼓吹暴力。也在这同一时期，教育部基于‘避免被外国传媒渲染’的理由，指示国立大学的教授及讲师等学术人员不得就环境和烟雾的间题向报界发言。最近，内安法令甚至都将用来惩罚露天烧垃圾的人了!”
短小而尖锐直接的笔锋，是他行文的特色，西方理论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则是他所持的利器。如在《何处不政治?)篇章中，他对广义的政治重新阐释，“‘政治’对于国内一般市井平民而言，是个既熟悉又陌生，而且还挟带着一点恐惧的场域。熟悉的(也许就这么粗浅)是大约每五年得投一次票选政府，还有‘政府的党’和‘反对党’骂来骂去，这就是政治……人们对政治的恐惧，政治任务(尤其是当官的)有很大的道义责任。当某时间引起在野党的争议时，在朝的政治任务最是喜欢‘搬’出一句:‘不要把x x问题政治化。’就在他重新阐释的同时，他将政治话语里的言语运用进行了解构和颠覆，“这种工作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当政治任务长年累月不断重复制造‘政治化:居心不良’或‘政治化’把事情弄糟’的印象，久了就形成一种集体记忆，进而使人们无意识的远离，甚至抗拒政治。‘沉默的大多数’对政治越是不表兴趣、对问政越是抗拒，掌握‘利”的少数所谓‘政治精英’的地位越是安全、‘现状’越是得以维持，因为没有人民力量的大结集并质疑既得利益者或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单凭几个在野议员和非政府组织根本奈我莫何”。
《“良臣”安在?》、《霸占历史》、《合法76合理》等等初始的篇章到后来的《谁的历史》、《支持者=滋事者?》等莫不是庄迪澎针对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作出的批判和反思。以比喻和通俗的语句来表达的方式，诸如《“死神”祭神》，“于是,‘神’被迫‘吃死猫’了。藉‘神’来承担‘官’的夫误，这次雪隆地区的水荒经验己非第一遭。……同样是马六甲，1993年大水荒，州政府也花几百万元请人‘求雨’，最后居民还是有苦自知。1992年半岛大停电，当时为能源部长的三美威鲁(注:为国阵三大民族党之一的印度国大党的主席)也大言不惭的将它归咎于‘天意’。”〔间正如安焕然所说:“读庄迪澎的文章，常常会有一种令人很不舒服的感觉。但他毫不客气的质问，却常令人不得不去正视及省思其提间。”当权者的腐败和社会的正义，两者之间的张力，在他的文章之中随处可见。更早前的《八千万元的“大鱼”》述说马来西亚贪污的崎形现象，问题由当权者到公务员的衣食住行，行政和立法之间的矛盾根源，可以说，同祝家华和何国忠比较，这时期以庄迪澎为代表的所注意到的问题不仅只是限于民族的出路，而是更广泛的社会现象。然而，难以避免的是，当权者建构“文化霸权”这一隐藏在背后的紧箍咒，庄迪澎却试图解构和消除这一紧箍咒，必然引起当权者不愉快的心情。安华被捕，华社抱着冷淡的态度拭目以待的同时，他极力批判和寻找“为何?”如此。“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的冷漠，自有其深层的政治肇因。独立41年来，尽管国阵成员党不愿承认，都无法掩饰非马来人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现象犹如一桶足以冻死人的冷水，浇熄了许多非马来人的政治热情，最终心理上也‘自我流放’，使得自己与政治事务隔绝，麻醉自己在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与决策过程中被阉割般的苦闷与痛楚”，他继而指出:“许多非马来人将安华事件视为‘巫统的家事’或‘马来人的内斗’，正是政治自我流放的其一典型反应。……安华事件本来就不是旅因于种族性问题，现在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企图使非马来人社会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