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毕业论文：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内容提要：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一、问题的提出
时代推进到现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宏观层面和理论层面，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但在实践操作层面，如何在中国社会实践和推进法治，确实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大问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法治指数”(或者“法治量化评估指标”、“法治评估体系”等等，俗称“法治GDP”)的学术理论研究和法治指数的工程设计，悄然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
所谓“法治指数”或者“法治(评估、评价)指标”，指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意义上建立并运用来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估的一系列相对比较客观量化的标准。应该说，运用法治指数或者法治指标来描述、衡量和评估法治存在与否及其实际状况，在关于法治的理论研究中也不乏先例，塞尔兹尼克提出的自然的法治理想标准、[1]614-618富勒提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即法治的八个准则、[2]55-97拉兹提出的合法性的法治模式的构成要素、[3]186罗尔斯的形式正义的法治模式要求、[4]60-611959年世界法学家大会的《德里宣言》提出的全面正义的法治模式的原则(1961年得到重申后被称为“拉格斯法则”)，张文显教授提出的现代法治的基本要素与机制的十个方面等等，[5]244-245其实际上所表达的就是法治指数①。将有关法治的基本内容量化成一个体系性的和详细的测量标准的做法源自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理论与实践界的兴起，比如将经济指标研究所具有的计量型、准确性与实用性的优点纳入到社会学研究系统中，就是典型。[6]18对法律指标的研究较早见于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建立的包括70项具体指标的法律指标体系。[7]2005年世界银行发表名为《国别财富报告》的评估报告，“法治指数”的概念首次被提出用来表述和评判一国人民守法意识的意愿以及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任程度;[8]2006年世界银行在衡量分析国家的资本财富时再次将“法治指数”作为财富增长的基础支撑部分。[9]2007年，美国律师协会联合泛美律师协会、泛太平洋律师协会等律师组织发起成立“世界正义工程”，将“法治指数”明确为判断和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及其程度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10]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及“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设计法治指数并加以推广的运动，这两个方面互相促进，互为因果，成为当前中国法治实践中热衷于法治指数设计的催化剂。国内学者对于法治指数的设计与推行大多持赞同态度，并积极投入到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指数体系的过程中。[11]也有少数人提出反思和质疑，但是这种质疑并非是反对法治的量化评估，而是担忧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12][13][14]国内对法治指数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着重介绍国外法治指数的设计和研究，诸如国际上已经存在的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指数、透明国际的国际透明指数、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以及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一些法治与民主指数。[11][15][16][17]第二，着重论述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的意义，强调“法治指数”设计和研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8][19]第三，着重具体设计中国法治评估中的指数内容，包括全国层面的法治指数设计和地方、行业等层面的法治指数设计。[20][21][22]与理论上的研究相呼应，并迎合着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导向，中国社会早就出现了全国性的“依法治省(市、区)”、“依法治市(州)”、“依法治县(区)”、“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法治运动”。在这种“法治运动”中，我国各级政府对法治指数也情有独钟，试图通过将法治工程量化为可测量的指标来逐步推进。只要简单地在网络上查询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如下信息，从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行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指导意见(讨论稿)》以来，从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一直到区(县)级政府都制定了各自的“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或者“法治建设状况(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②;各级政府的一些部门也制定了本系统的“法治指数”③。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在2012年发布《中国证据法治发展报告2010》时也曾召开“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的研讨会。[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