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
若干年以前，就有同志大声疾呼:我国语文教学在理论上患了“贫血症”!最近又有同志说:“当前语文教学理论之贫乏与非贫乏……”对这个意见许多同志是同意的，间题是“贫乏”、“非贫乏”到底怎么理解?从历史、从总体来说，我国的语文教学理论源远流长、浩瀚丰富，远的可以追溯到200。多年以前(从战国末期的《学论》算起)，近的至少也有80多年的历史(自本世纪初.国文’单独设科开始)，可惜，这样丰富、宝贵的历史遗产，至今还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国语文教学理论至少有三个不足:一是零碎性。散记于名家的言论和著作之中，常常是语录式的，结论性的一二句，缺乏论证和剖析，更谈不上系统和体系。尽管这些话闪炼着智慧的光辉(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对语文教学的指导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随着各人的理解不同而“各取所需”、“随心所欲”。二是直观性。往往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没有深入到语文教学的内部去探求各个婆资间的必然联系，发现语文教学固有的规律。例如“多读多写”，这是传统语文教学一条基本的经脸，许多名人(包括奋迅)都有过背定的结论。然而，“多”是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多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清，反正‘因人而异，，到头来还是个似有似无、若明若暗的思想，拿这样的思想来指导语文教学，自然有相当大的随盒性和盲目性。三是经验型，即在长期、反复的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思维，它对实践指导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分有限的，常常使人感到“说得太好了”，却又觉得难以企及、达到。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确地揭示了读与写的关系，然而要达到“万卷”的程度，“有神”的水平，又谈何容易艺使人可望而不可及。
作为这种缺陷的集中表现，解放以后出版的一二十本语文教学法方面的著作，对于语文教学原则的概括，不外乎“文道统一”、“读写结合”、“精讲多练”、“课内外结合”这么几条，始终役有超越和突破，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语文教学理论猫耍注入新的血液，寻找新的武器，建立新的体系，问题是“血液”在哪里，“武器”何处找体系怎么建?
由于语文教学同语言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思维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关系十分密切，要更新语文教学理论，必须考虑这些学科的前沿成果;把这些学科的最新发现和创造，结合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加以分析研究，融会贯通，理出个头绪来，逐步更新，逐步完善，最终达到建立新体系的目的。这个工作当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裕要长时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见端倪，我这里只是举例，意在进一步展开讨论。
例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过去总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只要抓语言训练，思维训练也就完成了，只看到语言与思维相通之处，而看不到语言与思维相异之点，长时期来语文教学中忽视思维训练，只搞读写训练，造成学生思维能力差，读写能力提高慢，同这个理论是不无关系的。世界上存在普非屠言形式的思维，口头语言是愚维的一种直接形式，书面语言是思维的一种间接形式，思维训练才是真正的基础训练，读写训练只有同思维训练联系起来才能提高效益，求异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等等，这些观点在语文教师中远远没有被接受，自然谈不上实践。
又如以苏联赞可夫，美国布鲁纳，西德根舍因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教学论，它的精华是什么?同传统教学论的关系又如何?怎样同我国的语文教学相结合?可以这么说，最近1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相当程度上借助于西方现代教学论，即在教学思想上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发展智力和个性，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启发和发现。但有搞得好的，也有弄得相当糟糕的，原因是对人家的东西缺乏分析、缺少研究，吃不透、抓不住，效果适得其反。这就裕要做深一步的工作，要加强学习和研究，真正把握西方学说的真谛，又要适合我国的国情。
再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科学思维如何同语文教学相结合?系统论有一个基本思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怎么会大的呢?因为部分之间有个结构问题，结构好，功能就大，结构不好，功能就差，所以整体也可以小于部分之和。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因为三个和尚的结构不好，如果去找一辆车子，一个拉，两个推，运水量就会大于三个人分别挑的和。这就是结构与功能的辩证关系，也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章这个原理来衡量现行的语文教材，是否可以考虑改变结构统编教材的结构基本上是《昭明文》、《古文辞类纂》的结构，年代的青年所学教材是几百年甚至1000多年前的结构，其功能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