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知识构成调查分析(2)
根据表3，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社会大众似乎对拿破仑、列宁、秦始皇、毛泽东、二战、十月革命、新中国成立等带有浓厚政治军事色彩的历史现象显得情有独钟。笔者认为，此种状况的产生和当今社会政治、军事仍是历史知识传授主体内容的现实是不无关系的。在“供给”范围的硬性约束下，人们往往只能对历史英雄人物、时代标志性事件进行既定选择并产生兴趣(这正好佐证了前述关于人们对历史知识具体偏好的分析)，因而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很容易把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同于重要历史政治、军事人物或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当然，在此我们无意否定人物和军事战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政治家和战争也确实比其他历史内容更加“耀眼”，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但上述信息中表露出人们史学视野的相对狭窄应当是确定无疑的。
如前所述，社会通过学校、媒体等渠道为大众提供了获取历史知识的多种素材，以上的分析，我们较多地关注其供给内容限定的一面，然而人却是有着很强的主观能动性的，能在既定的范围内自主地选择个人所需的历史知识。了解民众对史学知识的自我需求，自然也就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大众历史知识构成的现状及趋势作一番更深人的剖解。
接下来，我们以问卷中“是否愿意购买历史书籍”的条目为例，从民众自身的角度，来进一步阐述其历史知识的构成问题。调查表明：是否愿意自己购买历史书籍的人群各占50%。考虑到图书馆等公用设施的因素，这样的比例可以说是相当可观的。在266位愿意自己花钱买书的人中，每年购人历史书籍的花费和种类，又表现为如下状况(详情请见表4、表5)。
买书人群中，将近一半人每年的花费在50元以下，即相当于一到两本/一年的购人蚤，是符合现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人水平的；而有26。6%的人每年的史书花费在50元以上，笔者认为数据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极可能是由样本的代表性不强带来的统计偏差所致。如果我们把年史书花费50元以上的人群缩小为学生群体，那么数据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说明大中小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自主需求是相当旺盛的。从表5购书的类型来看，虽然以人物传记和政治军事为主的选书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文化生活类书籍45。5%的比例，己略高于政治军事的45。1%，史书的流通格局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且我们据此可以预言：伴随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和自身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书籍消费开支的比重不断加大，生活文化类史书的市场需求还会更加宽广。史学要想更加普及化，必须要重视和把握民众“有效需求”的呼声。
至于购买书籍的缘由，我们的调查则表明：随意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书的内容与现实问题有关，成为大多数人购买历史类读物的主要理由，两者分别占到读者买书原因的71。5%和41。8%，这说明兴趣和实用性仍是大家购买历史书籍的首要考虑因素。同时，调查还显示，有38。4%的被访者把“仰慕史学大家之名”列为他们购买历史书籍的重要原因，这又表明不少人已逐步认识到史书质量的重要性，越来越讲究兴趣、实用和读物品质的结合。民众史学意识的提升，不能不说是对当今历史工作者的史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对于当代史学大家的理解，人们的概念还大多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前，对20世纪so年代以来史学界的新成果了解甚少。在您所知道的当代史学大家的列举题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依次为：郭沫若(48次)、范文澜(18次)、剪伯赞(16次)、吴晗(16次)、梁启超(15次)、黄仁宇(13次)、钱穆(1o次)。其中除了黄仁宇及其作品《万历十五年》从80年代初期来到大陆，以文笔优美生动吸引了大量读者因而被熟知外，其他人物不是新中国时期的革命史家，就是建国前早已成名的史学大师，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史学界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与社会大众是严重脱节的。《万历十五年》的成功不仅说明了大众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而且也给我们现在的史学社会化普及工作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