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熊彼特“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转化，熊彼特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就对马克思的学说推崇备至，其日后创建的创新理论和马克思的一些思想理论有着难以分割的血缘关系。熊彼特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是以企业为基本研究单位对象的.在着重阐述和发挥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历史上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之后，他指出，推动资本主义革命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并引出了其著名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和实现企业的新组合等情况。其“创新理论”阐述的是技术创新的经济学概念，是针对产品所展开的产品开发以及开发成果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的全过程，由此引发了“创新理论”的一场革命。

由于这种“创新”概念能够较好地体跳技术变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能够纠正科学技术与经济相互脱节的弊端，有利于促进技术与经济的结合，由此，这一“创新”概念的提出在经济技术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联系熊彼特立论的背景看，就其理论要点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创新是一种有别于经济“静态均衡”的发展，是相对于自然界的演化，又具有与生物体中血液“循环流转”相类似的特性。其创新的根由是经济中静态均衡和完全竟争假设的情形难以应对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新变化。第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即“创新家”。创新的成果是企业家有意识的活动结果。第三，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认为这样就会引导“产业突变”。

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传达出一种强烈的“革新”精神，其时代性及其重要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对于熊彼特而言，有一点是清晰而坚定的，那就是正视“创新”即技术创新。熊彼特所面对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技术创新对现今社会中的面临的诸多问题的出现多少显得势单力薄，维护的话，只能使问题僵化，带给我们的后果或许是摘增或衰退，但这并不代表创新所要揭示的问题及其意义的消失。

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该国的国际竟争力、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和直接源泉。特别是对创新问趣的深入研究，我们会从中找到许多原因，有国家目标，总体战略和重点方向是否得当的问题，有创新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的问题，有各创新执行主体自身能力、活力和效率的问题，有各创新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问题，有政府和执行主体之间的运行机制和关系网络问题，还有以政策体系为主的创新环境等。一句话我们生活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趋向。今天所面临的“创新”与熊彼特所提的“理论创新”有着强烈的内在一致性，它所面临和要求解决的仍然是在社会发展中遭遇到的某种“创新”问题。当然，由于时代变迁和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与熊彼特当年有了很大差别，而更多地采取学术探讨的方式。然而，这种差别无论表面上看来有多么的大，但都不是，一种对立，相反，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创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提出某种新的理论，而是在于提出某种现实有效的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生活实践。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现有的学科门类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抗议，应付这一局面的最主要的行政手段就是大最增加跨学科的训练和研究规划”。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着眼于经济的增长和兼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基础上满足社会需求，要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社会需求及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交叉点上，重建社会创新系统或社会创新体系的整体结构或整体效应制定创新的战略、规划和确定创新项目、布置创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各执行主体之间社会创新系统的整合作用。我们所说的社会创新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或者说是整体的科学性的内在本质的规定。创新就是为了既定的目的或为获取潜在价值利益所进行的不同要素的组合。虽说创新离不开某种动力的驱使，在熊彼特那里认为是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科技推动和需求拉动是技术创新得以产生的基本动力。从社会需求上看，它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是人们各种心理欲望的集合。但从根本上讲，创新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经济和社会与自然共同发展的一种手段。也正如华勒斯坦所言，“宇宙被设想成为是一种能动的实在，而不是一架处于自然之外受人操纵的自动机器”。这种手段运用成功，社会与自然就会从中受益并协调发展，就能处理好直接生产力和潜在生产力的关系及其转化。这就说明创新时。创新对策和创新的选择不仅合乎经济发展的需要，还要充分考虑创新的后果。创新得不好，可能危及可持续发展，如环境、人口、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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