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建设，严厉惩治腐败(3)
在中国古代很典型。如商鞍，主张刑生力，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以刑治则民畏，民畏则无奸。韩非，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像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颁令，凡犯赃绢匹以上的处以死刑，(杀40多人)，明代朱元璋规定官吏贪赃80贯钱处以绞刑并剥皮塞草示众。在处理户部侍郎郭恒贪污一案中，他下令杀死案犯几万人。与这配套的是各种酷刑，痛苦的死法(上刀山，下油锅，腰斩，车裂，株连九族)，羞辱(宫刑、刺字、割鼻子)，流放(枪州、海南)。这些确有震撼人心的威慑力，贪官污吏的违法行为在一端时期内有所收敛，但过一段又不行了。原因:
(1)各种刑罚在实际操作时并不平等地施行于每一个违法者，皇帝贵族和重吏，犯罪往往可以以罚代刑。
(2)严法常以酷吏配套，后者集执法和司法于一身，享有重权，经常借机打击报复，歪曲法律，造成很多冤假错案。
(3)将法的惩治功能无限扩大，从而使法律与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处于尖锐的冲突之中，结果反而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稳固。所以由皇权促成的重法常常难以持久。商鞍被车裂。
2.高薪养廉。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其根据是人的趋乐避苦的本性，使他可能产生不择手段满足个人欲望的内在行为趋向。当一个人拥有一定的公职权力，而依据这一权力可以满足自己某种需要时，他是难以抵御公权私用的诱惑力的.
大量贪污、受贿的案件表明，即使是经过严格考试招聘，或逐级提拔被视为道德品质、业务素质良好的官员，倘若一直处于清贫之中，他也很难忠于职守，保持自身清廉。当机会来临时，而又缺乏严厉的制裁措施，他的公职行为将偏离轨道。因此，为保证他们的廉洁，就必须尽可能提高他们的薪金(包括退休养老待遇)，使腐败行为的成本提高，觉得得不偿失。
新加坡财长胡赐道曾明确表示，与其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不如给予优厚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