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华的沉郁和何国忠使命的呼唤(3)
论文章也相当有启蒙的倾向……他对五四的兴趣与认识是具有相当程度的”。
祝家华80年代未至90年代前期在报章上陆续发表的文章，直到去年(1999年)才收辑在他一本名为《炉火中的沉思》评论集中。其中就包括了他在卯年代初报章上“相约在摇篮地”、“理想国”和“自由的心灵”的专栏文章，收在书中第一辑《沉思的雨树》。然而，此书分三辑，第二辑(政治野台戏)收的文章最多，包含着他对马来西亚社会政治的批判和考察，尤其是他对90年代前期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时局。南洋商报主笔张景云为其作序时便指出:“第二辑《政治野台戏》，所收文章最多，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知识人如何尝试去认识这个文化生态和游戏规则都正在迅速变化中(广义的)人文世界……政治学是他10年来的学术专业，第二辑里有几篇分析国内特定政治课题，它们虽然不若作者的硕士论文那般体大思精，却可以视为论文的补充，这些政治评论虽然都有时效性，与一般应景文字却不可视为等最观，因为它们不止于时事评论，让读者不仅看到历史投视的深度与全景，更能分享到一个细心的政治学者灼学理准绳和慧识的见。
从他的行文方式，我依然认为他所写的是属于论说性的散文，而不能划为严格的学院式论文。他也就接近蔡宗阳和郭鹤鸣所说的理论中的专论文章，只是在他的这些文章里头，多一些理的成份，而少了些可略带游戏笔调或感性抒情的杂文味道，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却是未必适合于马来西亚华社的阅读心态。然而当时仅少数如他这样的呈献方式，却也正好成为了何启良所说的“浑浊的马华评论界”的另一注脚—马华评论界的窘境。因为马来西亚华社工商的心态，总是不自觉地会陷人“学术无用”的案臼。这种心态尤其在华社大专生里头随处可见，并且他们总是认为“救亡压倒启蒙”。庄迪澎也就论证了这所谓的“救亡”和“启蒙”，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境中，常常被理解为“救亡=实践=实际行动”及“启蒙=理论=纸上谈兵”，进而将学术文章视为‘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而已”，同样的，何国忠也更多的从他的专业认知，去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比较他与祝家华的行文方式，不难发现这时期他们的文章有着类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