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华的沉郁和何国忠使命的呼唤(4)
以一位知识人的身分来论政议政，祝家华在提出他自己观点之余，更多的也就以他对马来西亚政治的理解—“种族威权民主”的政治模式去看待马来西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他《“种族威权民主”政体的省察》、《试谈大马“种族威权民主”体的形成》及《试谈安华与新马来人》等篇章都可说与他在学术研究上的观点是相一致的。就在他将马来西亚的民主带上天秤去度量时，他所持的依据也就使他从种族主义的藩篱来看待马来西亚的社会。因此，他不得不感慨他说:“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运动之推展肯定有赖于马来民族，没有马来民族参与的政治改革是不太可能成功的……。”从其所写的主题来看，便可发觉他目光所投注的大多数便放在巫统和马来社会政治的思潮与状态上，为这个时期的马来西亚政治立了一个注脚。在呼吁民主的当儿，他意识到的是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中，民主化的脚步变成了缓慢。在倾于稳定与发展的情况下，他唯有认同“由于大马有着特殊而复杂的多元种族及宗教之背景，社会似乎有更多的控制和威权管制的必要……”[。然而，矛盾的是，管制与自由成了两难(dilemma)的所在，“但就报章舆论为例，马哈迪批评西方国家之报纸完全没有报导他在联合国的言论，说这些报章都被某些有势力的西方财团所控制，因此都为西方国家之利益服务。然而国内的报章亦有如马哈迪所指责的国际媒体受特定的财团所控制，国内的反对党、社会改革组织之声音难得见诸于这些报纸。明显的，首相的批评移到国内时，我们国内可就成了批判的对象了”。但讽刺的是，他最终也只能说:“笔者无意在此质疑马哈迪争取国际民主和追求国家富强之宏愿，实际上笔者亦撰文支持首相有关2020年先进国之远见;另外，笔者也不会无视于我国政治环境的局限与困难，而要求民主化运动大步开‘跑’。
祝家华的沉着成了这个时期华社窘境的注脚。任何批评的言语都必须建立在对“2020年宏愿”有所认同为前提，或至少在这个主旋律之下。于是，其它另类的声音都被掩盖了下去。直到曾庆豹提出“文化霸权”这一概念的时候，华社才有所意会，新的忧患意识才开始产生。原来在“宏愿”的底子下，始终摆脱不了种族主义的阴影。就从他以台湾选举的民主政治中所浮现出来的族群政治问题来类比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同样问题时，他便指出了“为什么像台湾那样清一色是中国人的地方也会出现类似大马的族群问题?它给我们怎样的启示?……适当的处理历史伤口和政治疗伤是最为重要的，不能采取掩盖和压制的手段，它只能使矛盾加深和扩大，也许这点可成为大马政府处理族群问题的借鉴，恰当的疏导和积极的处置是重要的工作”。他这一观点典型反映了华社既要稳定，又怕求变的心态，“族群意识是类难以消除的幽灵，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的根本恐惧。一旦它被政治斗争所利用，它就变成了一种迷思，使人们以为它真是先天成构成，而无法透视其根源，或许我们应慎重地去打破这迷思，勇敢地去面对人类内在恐惧，不然我们是很难将族群幽灵这怪兽摔倒于地的!”(《族群政治的幽灵与真实—从台湾选举分析族群政治》，1994年12月，见《炉火中的沉思》，页121,122)然而，华社也只能寄望于首相马哈迪概念下“2020年宏愿”所勾勒出来的无国界、无疆域的后现代工业的资讯时代。但矛的是，依着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整体思想水平因为没有经历过如西方先进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其它种种终极人文关怀的革命事业，而不能说已有了完全的思想准备，迎接新的、与旧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资讯爆炸的后工业社会。从马来西亚的人口年龄的结构来看，我们不难发觉，更代的年龄层逐步缩短;我们也不难发现，如今在华社占着主流位置的还是二战年间出生的老一辈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是否合乎网际网络的生活状态?正如(第三波浪潮)的作者所预言的那样，这个时代是个人本位突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