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华的沉郁和何国忠使命的呼唤(5)
生产力的改变和生产资源的改变将使旧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接连也受到影响，并出现新的面貌。华社矛盾的心态，是心理机制上的认同危机的具体表现，国家、民族以致个人的认同取向都存在各自的迷惑和断层。夹在当中的窘态，只有在为压抑着的心理状态寻找宣泄的出口，或如弗洛依德所说的潜意识中寻找一个“合理化”的平衡机制。华社的“窘”，不仅是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政府政策上的偏差，当中还包含了上述深层的心理机制的问题。
相对来说，何国忠更侧重于从文化的内省来批判马来西亚的政治。“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和署理主席李金狮之间几乎爆发的党争，让人一下子想到传统中‘内圣外王’的问题”，何国忠尝试从传统的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来挖掘出华社所面临的问题。他指出:“大部分的马华党员也许没有特别注意‘内圣外王’的问题，但是就马华总会长连任反面没有约束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态度很接近传统中‘内圣外王’的观念。马华党员对担任总会长一职的人有足够的期望，过于依赖他们的能力，他们相信任总会长一职的人有足够的道德气质化解马华内部的斗争。”然而，这也正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盲点，以致于“内圣外王”只能是“接近乌托邦性质的幻想”(《“内圣外王”和马华总会长的连任》，1990年，见《今我来思》，页108, 109)。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比照，便成了何国忠用以思考的切人点。“由于教育的普及，目前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中，有许多人只要为自己的专业劳心，大体就没有人会说他们夫责。现在的读书人不用象以前那样需要承担社会和政治的义务。从华人文化和政治的关系而言，这种变迁几乎可说是一种两难的发展，它一方面免除了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单元路向……知识分子因此不必完全依附政治权力，也无须担心因为犯难而失业，批评时政显然己不是‘主子关系’的进谏，也就是说批评时政可以在政治权力圈外进行”，他在《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空间》指出了马来西亚知识分子的困惑，在这个后工业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如何去对应福柯所言的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的制约。华社对知识分子的疑惑，则是如何界定知识分子:一个可以信赖和可以说真话的人!“陈祖排博士不久以前在报章呼吁知识分子参加政党，加人马华公会，在华人社长期无法突破政治困境的苦闷下，这种要求可说是自然的。这个呼吁诉求的对象应该是广义的知识分子，所谓广义的知识分子，即是从人的外显形象着手，指的一是知识程度较高的一群人，特别是专业人士。但若我们细加审思，从华社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我们希望知识分子参政，倒不如说我们希望知识分子问政更为贴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