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华的沉郁和何国忠使命的呼唤(6)
他接着说:“大家都希望学有专长的人士积极问政，呈现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因为他们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知识。假如他们间政，对毫无生气的华人政坛或是低沉的华社气象都将会有利无弊。”(1992年，见(今我来思)，页120)他从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寻找参照点，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包含了韦伯(Max Weber) ,希尔斯(E. shits)聂特(Netd)等西方学者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肯定了“不管社会怎样变化，文化背景差异如何，他们显然都要求知识分子关心社会，要有超越个人私利的理想。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从人格特质加以界范，以突出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但讽刺的是，这也正是华社所缺乏的。我们可以从中看见当中的矛盾，参政与问政之间的矛盾，“我们所在意的是他是不是能带领着群众，指引方向，或者是发挥启蒙的作用，并且对人类社会持有一贯的热诚与关怀”。实际上他也是发挥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
何国忠的《今我来思》收辑了他在1990年至1992年报章上所发表的政论散文。里头只有三分一的文章是政论散文，另外两部分则是他从自己的专业，对五四运动的研究来为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把脉。然而，如果说文本是历史的延伸，他的文章确实反映了当时华社的处境。同祝家华一样，他也致力于探讨民主制度在马来西亚的实践性。“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马来西亚大部分难以克服的问题都和种族的政治结构有关。华人的困境，更是离不开种族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还指出:“基本而言，大家都认为华人权势的不振，主要是由于华人本身的凝聚力不足，不够团结，导致华人力量的分散。长久以来，我们都可以听到有心人不断借助舆论，呼吁华人团结。对于大部分的华人而言。这是高贵的理想……但团结在理论上而言也并非不可能，特别是遇到存亡危机的时刻。”“以一九八七年政府委派不谙华语的教师到华小任高职的事件而言，华社几乎是一致反对这样的做法……其结果即是至今我们记忆犹新的茅草行动，当时的人心惶惶是有目共睹的。”(1992年，《民主失调与华人政治困局》，见《今我来思》，页126一128)他从马华公会的党选中考察华人社会中的民主实践，得出的论断是:在缺乏民主文化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民主实践己沦为“用来争权夺利的手段呵!“西方当代民主理论家从实际的民主运作层面，方向即使在多元政体之中，真正主导政治的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真正关心事务的人们，往往只是社会的少数，而正常的社会中总有许多人坏死对 政治冷漠的……知识分子本来的任务是对社会提出诊断、批评、建议，并提供一些理想，他们可以对政府或当权派起一些制衡作用。但在马来西亚，里头却涉及另一些困扰”，他还指出“知识分子诉诸的对象如果是政府，那他的收讯人自然是当权派了”，但是在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除非涉及到衣食住行或属于全民范畴的国家问题，基本上，大部分对华人问题的论说也只在华文报章出现，而大部分针对马来人问题的文字，显然也只在马来报章出现，因此，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显然都不可避免的局限在自己族群的圈子”。他极力探讨知识分子在这个并未纯正民主制度的社会氛围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处，“对于华社问题，他们所诉诸的对象应该是马华公会，但是马华公会的表现却使他们对这个管道失去信心……马华公会虽说是代表华社，最大的华人政悦诚服的公信力”。他不仅说出了马华舆论界的状况，实际上他也表达了华社整体在马来西亚政治领域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