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与学科特点出发讲授“敦煌学”(2)
其实，对大学学习来说，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们从课程中既应该学到知识，还应该学习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就是说，知识的普及与研究方法的传授同样重要。而敦煌学的特点是写本多，文书残卷多，但残卷中保存了重要的文史资料，如果不结合写卷讲解，这门课将是空洞抽象的，学生们很难对敦煌文书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对残卷的分析研究，特别是结合史传文献中的相关史实来讲解，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领悟什么是研究方法，特别是“二重证据法”。出于这个考虑，我在讲授中，总是具体分析某一敦煌写卷，注意研究方法的传授，如给同学讲解罗振玉如何考证P 。2507号唐开元(水部式》残卷的过程，使学生了解为敦煌写本定名的方法。又如在介绍S·11287《论事救书》时，我先给学生看文书原件，再逐字讲解，并结合汉唐以来中央政治制度的沿革与特点，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各自的职能与文书所体现的“画救”制度的实施过程相联系，让学生理解唐代中央政权行政管理制度是严密的，高效率的，皇权、中书省权力与地方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此外，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汇流地。而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后，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史上重大问题，更是敦煌学中的重大问题—敦煌作为佛教圣地长达千年，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90%是佛教文献。因此，讲授佛教问题和文献自然是课程的重头戏。为使学生了解敦煌佛教文献中为何会有大量的“疑伪经”存在这一问题，我特别将印度原始佛典在“孝亲”、家庭观念、夫妻关系上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固有的伦理道德相比较，使学生看到两者大相抵悟之处，使他们理解了一部分佛经在翻译过程中被某些译者
逐渐改造，使之带有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色彩，使同学对佛典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有了基本的理解。
由于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古时代的家族研究，在古代士族家学家礼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因此在敦煌学教学中，我结合自己的专长，尽可能将学习内容展开，引向深人。例如在讲授数量较多的书仪类文书时，我从汉末豪门到儒门的转化，再到世家大族家风、家礼的形成，说到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为炫耀自己的儒雅家风形成了独特的“书翰仪体”，并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再讲到世家大族对士庶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社会心理认同问题。并介绍了不仅唐以后流行的《吉凶书仪》许多内容取自汉唐名门望族的“家人之礼”，士族书仪的影响还远及古代日本。这样，通过书仪的讲授，就把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世家大族文化的传播过程较为清晰地描述出来，为学生认识古代文化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敦煌学中文学文献也占有相当分量。其中流传于民间的敦煌歌辞，时代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如《云谣集》和敦煌曲子词，作者几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对社会思想史研究有很高价值，更提供了从汉赋到宋词中间文学形式演变的一个样式，正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所说：敦煌歌辞类作品，“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温庭摘)，比肩端己(韦庄)”。因敦煌歌辞深富文学价值，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和日本学者都曾翻译过其中重要的作品，足见其在海外也颇具影响。而为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人文素质，我特意增加了敦煌文学的教学分量，重点讲解敦煌歌辞，并结合具体内容与同学探讨晚唐社会的思想和风尚，注意挖掘这类作品的社会价值。此外，敦煌发现的《全唐诗》外佚诗、韦庄的《秦妇吟》，是唐诗中少见的长篇，它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战乱中“秦妇”的回忆，讲述了她所经历的离乱漂泊，表现出贵族阶层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强烈的丧失感、恐惧感。作者有鲜明的贵族阶级的政治立场，但对阶级对立和仇杀，对晚唐社会的黑暗和官军的暴行有很客观的描述。《秦妇吟》的写作风格很像白居易的《琵琶行》，仿佛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颇具艺术感染力的史诗，同时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素材，它提供了如黄巢占领长安后新政权的腐化与守城的艰苦，以及官军的烧杀抢掠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每次讲到《秦妇吟》，我都逐字逐句地领读、讲解，希望学生们能够深刻地认识这首长诗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并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由衷的热爱。
百余年来，由于各国学者的努力，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拥有众多研究机构和数百种专刊，每年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国际敦煌项日(IDP)”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开通。有鉴于此，我在教学中注意敦煌学国际性这一特点，将最新的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利用网络资源了解敦煌学的最新进展和保护技术，如北窟的发掘与利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