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一个新方向：职业校长市场的培育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对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首先，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科技的作用越来越大，要素贡献率不断上升，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科技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教育是科技的发展基础和成长母体，没有教育的优先发展，科技是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的。其次，随着民办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推进，教育本身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产业色彩，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行业组成部分。直接加人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之中。再次，教育是人才最大的“蓄积池”一个发达的教育体系和制度能够吸附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类人才，进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该国、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确定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整个“九五”期间，教育改革全面深化，充满生机活力的教育体系初步形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大部分专科教育的权力下放给了省级政府，进一步落实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自主权；普通高校招生、收费、就业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正在全面推进；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得到较大的发展，政府为主办学和社会力量办学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
但是。中冈的教育发展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除了通常大家议论的教育投人不足、应试教育倾向严重等制约因素外。体制弊端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而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干部和人事制度方面。在新世纪，教育领域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将出现重大突破，其中校长职业化将表现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适应这一趋势，做好校长市场的培育工作。这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性工作，也是中国教育迫赶发达国家教育所必须采取的一项对策。
已经有一些学校在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实施了一些措施，如中层领导职务的竞聘、任期目标责任制等。但是力度还远远不够，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还没有建立起触及到学校校长层次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国要实施素质教育，要在体制上与发达教育接轨，在水平上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大胆地、尽快地改革教育领域的干部人事制度，全力推进校长职业化。
不难想象，如果在新世纪各学校的校长们仍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来任命，只要不犯错误，或未被提拔到其他干部岗位。一般仍要在校长岗位上干到退休。因此，校长岗位仍然呈现出终身制的特点。这种干部制度导致了两种致命的缺陷—一是民主意愿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与校长接触最多、对校长的德、能、勤、绩最为了解的显然是教职员工而不是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校长最后往往取决于几个人甚至某一个人的意见。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意见很可能不全面甚至不准确，或者由于接触少，来自表面的信息多一些。而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由于是一个相对很大的群体，他们对现任校长或校长候选人了解得可能更全面、准确。即使候选人是外来应聘者也会多一些了解渠道。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校长没有把握把大家最认可、最优秀的人物推举到校长岗位上来。二是缺乏竞争压力。显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校长是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命令经济对上层建筑的影响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在这种体制之下，学校与学校之间没有业绩比较的必要。更无法形成非常有效的竞争机制。各学校基本上都是年初有一个计划、年终有一个总结就可以了，校园文明建设、绿化、卫生等各种单项评比很难全面反映学校的业绩，甚至是流于形式。学校之间没有竞争。校长们就没有岗位压力。显然他们很难一心抓教育、抓改革，而是要用很多心思去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显然也无法通过竞争机制培育出大批优秀的教育家。三是容易滋生腐败。客观地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腐败也在不断加剧。腐败问题令人深恶痛绝，连中央最高层领导都承认腐败已经危及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两个人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制腐败。而上级行政主管部门任命校长正是教育领域许多腐败案件发生的根源。上面已经作了分析，一个不利于体现民主意愿、缺乏有效监督、没有竞争压力的体制显然是无法戒除腐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