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与瞒的诗学(2)
虽然这些被窥探、被隐瞒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但并非闲笔。确切地说，正是基于杨绛对人情、常情、私情、世情等等的深刻洞察，使小说突现出后面“洗澡”事件所潜伏的人性基础。
胡河清曾将刘震云和杨绛作比较，认为刘展云把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看得很透彻，但他只位得权力关系对人的影响，而对高度个人性的人性范畴，如潜意识、精神恋爱、本能冲动以及文化血缘的深层沉淀、佛道慧根等，欠缺了解。杨绛也写机关、运动，也试图从一个小单位的权力布局浓缩中国历史的游戏规则，但她把历史过程引到了人生闹域，人物可以破译出丰富的文化生命信息，而不只是充当权力关系网中的简单符号。
胡河清所指的人性范畴，多属个人的精神、文化层面，那我们不妨着重谈谈世俗层面的人性范畴。如果从“窥”与“瞒”等表象追问下去，许多微妙而具体的人际关系落实在两点上—对亲人，要求忠诚;对同事，相互排挤。
比如余楠的意中人胡小姐，她择偶的条件“并不苛刻，只是很微妙。她要丈夫对她一片忠诚，依头顺脑，一切听她驾驭。”而杜丽琳开始认为彦成算得上一个模范丈夫，也因为“他忠心，从不拈花惹草。”可见，《洗澡》里大大小小儿桩婚姻都可归纳为这一模式，如余楠和宛英、许彦成和杜丽琳、朱千里夫妇和方芳夫妇等，“窥”与“瞒”多缘于配偶间缺乏忠诚交流，甚至有的已不再忠贞了，而相互采取“捉迷藏”式的行动。
至于同事间，“窥”与“瞒”更多出自相忌、相防、相害、自卫的动机。如施妮娜夫妇垂涎于姚家的私人藏书，姚老太太干脆让罗厚暗中将书捐给图书馆;又如余楠、姜敏等骗取了姚亦的书稿，暗地里要批臭她，同时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成果。
这两种模式的“窥”与“瞒”行为，在更大范围的群体组织里，甚至社会、国家间，演变成复杂多疑、神秘难测的交际恶况—为了保证忠诚，须经历一个长期、微妙而繁琐的试探检验过程;为了排除异己，则千方百计求证其动机不纯或不可靠、不忠诚，这种相互猜忌、残害的精神内耗，最后往往却被庸者或投机者从中渔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