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政论散文”(2)
的资本时，如果考虑到回报的话，也仅仅是第二位的。”
其次，经历了43年的发展，高等教育逐渐普及。民智的提升和城市白领阶层的出现促使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逐渐形成.但却还未能提升至与官僚体制相与抗衡的地步。然而，在马来西亚本土出生的新生代却得以在本土获得完整的教育训练(从小学教育至高等院校)。他们当中对马来西亚本土的了解和情感的交织，加上他们自身专业学识，形成了华社中的一股批判的力量。他们的行文更具穿透力和学理性，这一点，和独立之前还是处在侨民意识的氛围中便有了不同之处。
“根据朱自存先生的说法，评论文章在大马华文报章大量的涌现，始于70年代初期”，何启良如此指出。《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每日的《言路》版和社论文章是这一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每星期天的增版，即《星洲日报》的《星洲广场》和《南洋商报》的《南洋论坛》更是集中了学理性和探讨性较强的文章。从以前纯粹的“时评”栏、“读者来件”栏等到今天报章上所看到的大篇幅的版位，民众对“知”的权利的渴望和需求是越来越高。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后期网际网络虽然得以蓬勃发展，然而还只是局限于新生代之中。马华政论散文主要还是依附在主流报章之中发挥其功能。尤其是定期写稿的专栏作者，他们固定的稿件来源和一贯的言论批判精神，并加以他们文字的驾驭能力，也就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兼具各自行文风格的政论散文。在这时期当然也出现其他大批的政论散文，但在本文里我将把90年代分为前中期和后期，前期以何国忠及祝家华两人的政论散文为代表;后期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标志，而后出现了以庄迪澎、黄进发、郑云城和陈亚才为代表的另类声音。他们不仅是华社的知识份子中的精英，在秉乘着应有的独立思考的同时，他们更能够以身为“国民”而非“族人”的身份看待马来西亚各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笔确也有着相当的造诣，他们的政论散文可谓代表着这十年来成熟的一批。
从行文方式来看，以蔡宗阳和郭鹤鸣将论说性散文的写作方式所分的下面七种为借鉴，即:
“一是理论。凡是对某一件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分析是非利害提出解决的方法叫作理论。站在一般人观点，叫做泛论;站在专家的观点，叫做专论;站在历史的观点，叫做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