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前期(4)
宣传2020宏愿是作为全体利益的具体性目标”。
在这个文化霸权之下，各种异己声音被收编，所谓的“马来西亚国族”概念“沦作为某种意识形态作用的掩饰，其实际内容则是对‘新马来人’的倡导，2020宏愿的挑战，变成了‘新马来人’符号下的问题意识，而不是‘非新马来人’的问题意识。一句话，‘新马来人’是‘马来西亚国族’的‘主体’(Sub-led )”。而于华社，“因为危机感的升华，就介乎于‘愿望’世界的中心:商业与宗教)。‘新马来人’思潮是不断在扩散中的‘文化霸权’。”引曾庆豹的这一结论清楚地揭示了华社在这时期，至少是在90年代前期的处境。
80年代未，戴小华这么描绘:“80年代后期，社会政治风云更为变幻无常，华族自尊不断受到横蛮的践踏，在面对人权、民主的政治激荡中，华族的潜在意识中又楔人了一个个悲枪的设问。”“文学研究能在何种深刻的程度上对社会作出正确和科学的反思:社会的实践状况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允许文学的反思，”也就在我的绪论部分中曾经提到过的，“这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政论散文……这类作者不仅要有文字上的驾驭能力，还须具有逻辑性的精密思维，才能达到政论散文的劝服及教育目的。较有代表性的作者有:柯嘉逊、庄迪君、朱自存、戴小华、赖观福、唐彭、缪进新、何国忠、碧澄、陈锦松、郭镇、陈应德、张小兰等。”刘步人90年代还是有很多人写，但下面我只举出何国忠和祝家华，并从他们行文的主题作一比较。两人皆有着类似的背景和气质。同时，他们也反映了一定的华社知识分子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