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缺失的原因
原因是中国大陆大学的评判体系和标准。
首先是对教师的评判标准。
大陆的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与他的职称挂钩的，所以顺利的按期评上职称是每一位教师的最大需求和动力。大陆大学每位教师工作五年可参加评审，评审通过后可进一级。即毕业后一年转为助教，五年后可评讲师，再五年后可评副教授，再五年后可评教授。一位大学毕业生(22岁)，按正常时间评为教授后是38岁。这对于一位教师也就到顶了。评判的标准硬指标有三项:一是教学课时数量，每学年220课时;二是外语考试;三是应发表的论文篇数。只要这三项达到了，又有名额(各大学每年可评的名额是由各省教委统一掌握并分配给各校的)，就可以申报了。这是一种用行政权力评审专业水平和能力的制度。在这么一个评判标准和制度下，是很难评出有创造力的教师的。这个标准也不鼓励教师创造力的增长和发挥。有许多有创造力的教师常常因为授课课时量不够，或个性较强(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个性强，并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不能得到按期晋升。
1964年春节，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有一个有名的谈话，叫“春节谈话”。他讲:“对《红楼梦》出20个题，如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其中有的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如果20题全答了，也对，但是平平谈谈，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新的评判标准，按这种标准评判，就可以使有创造力的人被尽早发现并脱颖而出;而按现行的标准评判，我们就会收获一批又一批平庸的毕业生和教师。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又讲:“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今天大陆大学施行的还是后者。目前国内招考研究生的办法也很难招收到有创造力的研究生。必考的政治试题往往流于形式，现在回过头来看前几年的试题，所考的许多题目往往是伪问题和伪知识。专业课与数学试题的命题和考试方法又很难测量出应试者是否有较强的创造力。
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路径选择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大卫讲了一个键盘的故事，用来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