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学论文范文(3)
公民教育隐含着引起德育嬗变的可能性，它不仅注重公民个人对国家的依存性，更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原有的道德教育遵循道德的“精英标准”，而公民教育不仅重视道德精英的榜样作用，更注重道德的普遍价值。中小学将有一个以“公民教育”为基点的德育转型过程。如果教师的教育理念不改变，就有可能让公民教育走样，无法为学生创设“像公民一样生活”的教育环境。因此，在中小学实施公民教育，“间接教育”比“直接教育”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
二、中小学公民教育实践应着重“服务模式”还是“自治模式”？
在中小学，怎么为学生创建“像公民一样生活”的教育环境呢？不外乎两种模式，一种是“服务模式”，也就是给学生提供为集体、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岗位；另一种是“自治模式”，也就是让学生在一定的组织系统中，学习民主参与和自我管理。我国中小学业已开展的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大多以“服务模式”为主，实际上那只是“公德教育”。“公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两者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我国是以“义务型道德”为传统的社会，西方国家是以“权利型道德”为传统的社会，两种道德类型走向极端都会发生危机。所以，东西方的公民教育都要在各自的起点上走向“权利义务型道德”。当前，我国的公民教育就应当着重公民权利意识的激发。公民权利最重要的是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建设的背景下进行公民教育，政治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大多数公民不可能直接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有学者指出：“在当下中国，在横向的社团组织生活还不甚发达的情况下，观察政治公共生活的情况最直接的途径是单位、社区、村落这些最基本的政治公共空间。这些空间是实践民主政治(草根民主)的基本单元……政治是什么？大政方针固然是政治，但对多数人而言，政治更多的时候是单位的事，部门的事，社区的事。”[3]诚然，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到社区参与社会治理，也是一种政治权利的实践，但是，由于社区事务的复杂性，中小学生往往难以胜任。中小学生生活于其中的学校、班级，是他们直接拥有的“社会空间”，因此，我们不如借鉴科尔伯格的“团体公正法”，将学生生活于其中的班级、学校，改造成“孕育公民的摇篮”。中小学的公民教育采用“自治模式”更适合学生公民人格的培养。英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布赖斯认为，现代民主制度都起源于基层的民主自治，“无论何处，自治的制度总能养成人民自由的精神，及为公共目的合作的习惯”。[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