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现代意识还表现为绝望的历史观(2)

周作人的现代意识还表现为绝望的历史观(2)

    被林语堂严厉批判的“中庸”正是周作人的精神支柱之一。中庸主义是颓废的东西，是衰老的产物，它可以使人在危机中以颓废自保，利用传统的自我调节性保持一贯的和谐，我国民族长期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之下，中庸主义已经在民族文化机体里和每个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里结成肿瘤，周作人自身缺少热，缺少力，也缺少真正彻骨的冰冷，多的是微温的理智，正是中庸型的精神结构。所以他反对封建而从来不反中庸，并且积极提倡中庸，他的反封建就不可能是彻底的。林语堂没有这块“肿瘤”，但并不代表他就能轻装上阵。前面提到的偏颇的妇女观和家庭观念就是理学、儒家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次胜利。林语堂和周作人一方面没有忘却五四精神，对有形的封建伦理道的复辟保持警惕;但另一方面在对儒、道、释的全面否定后，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白，一时又没有新的思想来填补这个空白，随着而来的是“无所依傍的孤独和无所执着的空虚”，便不自然地重新向传统靠拢，宜传以前曾坚决反叛的封建伦理道德。正如林语堂说的:“国中的思想忽而复古，忽而维新，所复的是最迁腐的古，所维的是最皮毛的新”。致力于协调东西文化的矛盾的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较为成功的一个。但他不可避免地在全盘西化和极端东方化的夹缝中徘徊。时而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批判中国的种种弊端，时而又不遗余力地捍卫中国的某些陋习。成年后的留欧生涯并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西洋人，早年的教育又没有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拉开距离，局外旁观，仍不免有错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