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美,大家一向认为美在平淡自然
周作人作为文艺理论家，在《新青年》五卷六号(1918年12月15日)上发表了名文(人的文学)，便从人文主义的人性论的宏观格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妇女观。文中猛烈抨击中国玩弄女性的小说《肉蒲团》《九尾龟》，猛烈抨击强迫女人禁欲的“守节”和强迫女人自杀的“殉节”，他主张“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在“灵肉一致”的人性观里面，已经含着“灵肉一致”的女性观了。
周作人根据他的妇女观，看出历来女子在性方面受到谬误的妇女观的迫害，如此清楚，如此全面，所以他大声疾呼，提出妇女的性的解放问题。周作人的目标是“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周作人认为，女子通过这样的性的解放，除去束缚，便能实现和发展妇女的本性。他不赞成女子参政，却说:“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周作人从经济角度人手，深刻体会到经济对妇女间题的重要性，经济地位提高必然导致妇女地位的提高。在五十多年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周作人能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非同凡响的。
林语堂的妇女观明显落后于周作人。他在反驳一位美国妇女提出“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与女人”时说道:“我真愿意看见女人勤劳工作于船厂，公事房中，会议席上，同时我们男人却穿着下午的轻俏绿衣，出去作纸牌之戏，等着我们的亲爱的公毕回家，带我们去看电影。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美妙的主意’”。显然，多年的留欧生涯并没有给林语堂的传统妇女观带来任何冲击，他意无意地忽视了当时中国妇女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否定任何变革，分明是变相维护传统的男尊女卑。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男子中心主义和林语堂片面、肤浅的生活见闻，在反封建大潮中高唱这种落后的反调，无异是可笑的，和周作人的妇女相距甚远，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林语堂反对不结婚的单身女郎，反对女性在事业上有所追求，认为女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呆在家里侍候丈夫生育小孩，如果走出家庭得意于工作便是自讨苦吃。“不管原因是什么，一个男人或女人，没有把子朋遗留给世界，便是他或她一生所犯的最大罪恶”，如此陈腐的伦理观，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从家族利益出发，林语堂极力赞赏妇女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