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小品文的美,大家一向认为美在平淡自然(4)
生命，而各自有其境;思我自白驹过隙，而彼树也石也，万古常存，此“野花遮眼泪沽襟”之时也。
面对如此美妙的自然景色，林语堂并不刻意掩藏感情，尽情流露其愉悦欣喜，写得活泼生动，情趣盎然。林语堂对性灵的理解是“性”指一人的“个性”，“灵”指一人之“灵魂”或“精神”。“性灵”派主张自抒胸臆，发挥已见，有真喜，有真恶，有奇嗜，有奇忌，悉数出之，即使瑕瑜并现，亦所不顾，即使为世俗所笑，亦所不顾，即使触犯先哲，亦所不顾”。既然林语堂主张“性灵”，当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喜好厌恶表露无遗。
如果说周作人小品文的冷源自生活态度的冷，那么林语堂的“热”来自其积极向上的态度。无论是在外国留学时的困苦生活还是回国后面对惨淡的社会现状，林语堂从未退缩逃避过，他采取的是一种乐观进取的人世态度。虽然他对中国的许多弊病都作了毫不留情的针贬，却从未认同周作人的“必败论”，时时洋滋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林语堂酷爱大自然，有大量描写自然的小品文，但他并不单纯只写景色，人和动物的活动才是作者笔下最美妙的景色。如《春日游杭记》，景色描写非常单薄，用了大量篇幅去描写一土豪大峡其肉、大喝其酒及与和尚谈经，不但没有忽略了作者游杭州的主要游杭内容，反而通过人物的活动、对话，通过景点里特殊有趣的小道具的描写，更衬托出杭州这两处美景的生动可人;景物与人文内容相结合，就使得景物衬托了人文的活动，而人文活动又反过来渲染了景物，真是相得益彰。叙述手法的自然含蓄，平实中又见活泼，正是这篇散文的一大特色。
在周作人和林语堂的大量闲适、性灵小品中，也表明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完全与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雅致和现代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溶为一体，几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颓废的艺术。在30年代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广大人民在全国性大水灾中辗转于死亡边缘的时候，大肆提倡“闲适““性灵”，不容置疑，是起到了“歌颂太平”、“粉饰黑暗”调和矛盾的作用。正如鲁迅当年预言的，如果人们“专读《论语》或《人间世》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