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林语堂比较简论
周作人和林语堂在我国散文界均享有较高的声誉，两人从“语丝”到“论语”始终是站在同一战线的盟友，他们在文风及文学主张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成长过程、文化熏陶和信仰的差异，投射到创作中就显示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本文主要从儿童教育、妇女观、小品文之美、封建意识、“费厄泼赖”思想和幽默等六个方面对周作人和林语堂进行全面细致的比较。由于二人的思想主张存在着许多矛盾面，甚至成就最突出的小品文也颇具争议。因而在评论时不能绝对化，一概而论。例如他们倡导“性灵”“闲适”，虽然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麻痹思想”“调和矛盾”的消极影响，无论长处或是不足都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总的来说，他们一方面没有忘记五四精神，对有形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复辟保持警惕，但另一方面在对儒、道、释的全面否定后，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白，一时又没有新的思想来填补这个空白，便不自然地重新向传统靠拢，不可避免地在全盘西化和极端东方化的夹缝中徘徊，无法调和。但毋庸置疑，周作人和林语堂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成为我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方面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有一套完整的人文主义思想，加以广博的学识，能够把一切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紧紧围困起来，剥得它体无完肤。他从《人的文学》发起，多年之间几次说到西洋历史上“人的自觉”过程中的三大发现:十六世纪发现了人，十八世纪发现了妇女，十九世纪发现了儿童。在争取人的解放，揭露吃人的礼教的战争中，周作人运用了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道德史等方面的学识，揭露札教实际上是道教，更确切地说是萨满教，是原始的性的崇拜(亦即性的恐惧)之恶劣化的遗留。周作人的批判切中要害，给礼教以致命一击，着实当了一回封建阵营的叛子贰臣。
关于儿童问题，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认为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应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没有人超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