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现代意识还表现为绝望的历史观
有人说周作人是一个穿上新的衣裳的士大夫.他的思想意识是到处同封建思想结合着的，这种说法颇有见地。周作人生长于一个传统封建家庭，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同时也保留了传统文人的思想。周作人提倡的生活艺术，悠然的心情，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如:
雨虽然细致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闷气。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这种悠闲的心情，完全是中国的文人的一种传统的思想的反映，完全是一种所谓清高的名士风度。他又因为有了这种态度的表现，所以又影响到他的文体上来，便成为他所提倡的，而且是他所擅长的冲淡清新的小品文了，
周作人在提倡过人的文学之后，也曾经提倡过民族主义的文学。从人的文学到民族文学，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种情形，止可以因欧洲的文艺思潮的演进上，从所谓人的觉醒，人文主义的提倡的文艺复兴时代，经过古典主义时代，到注意国民文学，以及搜集民间故事及歌谣等的浪漫运动时代的中国的演进来说明它。
林语堂的文艺观中的资本主义色彩甚为浓郁，他经常运用西方的观点来批判中国传统事物、习俗。他曾以西方文化本位来反观过中国文化，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说:“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欲一拨此颓废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贬，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化而已”。比起胡适的“全盘西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用“两脚东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来形容自己的中西文化融合观。
其实，胡适和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也有其不同的一面;比如，胡适倾向于“重客观”，他师法美国的杜威，用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剖释中国的思法;分析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而林语堂则倾向于“重主观”，醉心于建构自己的中西合璧的文化体系，他不盲从古今中外的任何伟人或任何主义。
周作人的现代意识还表现为绝望的历史观.他自己叫这做“暗黑的新宿命观”，他明白承认这是来自现代哲学尼采的世事轮回观。林语堂接受的是欧美文化思想的核心—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他在《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致玄同先生的信》等文章中强烈要求扫除国人的“惰性慢性”、“中庸”、“礼让”，改变中国思想界保守趋旧、阴郁沉闷的状态，以造就“欧化的中国人”，即具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中国人。林语堂对传统的儒家、理学的批判是十分大胆尖锐的。在《有干劲与无干劲的儒家》中，林语堂提出“如何使儒学适合今日世界，由致虚守寂的静的儒道，变为有作为有干劲的动的儒道而成为一种活的力量”，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积极的探求和推广。他批评理学曲解了孔孟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不良的影响:理学让人“畏首畏尾，椒躇不安”而这种“无事袖手淡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是于国于家毫无贡献的。也就是说，这种经过程朱理学过滤的儒家思想，只会令人谨小慎微拘谨怯儒，因此应该化静为动，化无干劲为有干劲，才是有利于国家兴旺的正途。林语堂以其文人的独特眼光，深人国民思想的深层，挖掘理学的根本弊端，反对空讲理，不做实事，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理学和儒家，言词犀利，见解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