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爱情—日子第一,爱情第二
1988年以来，大批涉爱的女性文学纷纭而至，形成蔚为大观的文学潮流。
首先进人我们视野的是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以不同凡响的新异之声震动文坛，令人侧目。
“不谈爱情”，只谈生活，谈人生。肉欲的冲动，功利的算计、门第的比较、小市民的狭隘心理，家庭和社会的干预等等和爱情同在，贯穿于恋爱、婚姻的全过程，使爱情彻底地世俗化了，使爱情成为社会现实人生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组成部分。“不谈爱情”，池莉谈的是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如何过日子”。可以说，“不谈爱情”是替迅作品《伤逝》的真正精神的延续。
《伤逝》中，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是在男女平等，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正是挣脱旧式的婚姻制度，热衷于独立自主地处理个人生活问题所形成的时代风尚。但是婚后他们的爱情很快开始走下坡路。失业后经济上的压迫，社会的威通，使涓生颓唐失望了。他因而想到要抛开子君，避免“一同灭亡”。他醒悟到:“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日子第一，爱情第二，爱情不能空“谈”，必须在日子上“附丽”，这是鲁迅得出的结论。“不谈爱情”四个字的含义已远远超出语义面，具有了十分广阔的社会、文化、心理、哲学意蕴。
《不谈爱情》中，吉玲的恋爱婚姻，从一开始就掺杂了许多现实的考虑和“计谋”，爱情不再宠罩着灿烂的玫瑰色，不再凌驾于婚姻之上。
湛容的《懒得离婚》则塑造了中国眼下家庭生活中的人物典型。一个“徽”字，再恰切不过地反映了疲软时代人的疲软心态。主人公尽管表面上对婚姻持极无所谓的态度，而骨子里则充满了对自己婚姻状况的仇视。但这种仇视又不能导致行动起来冲激现实而最终追求到一种和谐，而是逃避真实的渴望，终日得过且过。“看透了，离不离都一样，懒得离!”似乎世上根本不存在有爱情的婚姻，在这里，婚姻一方要脱离一方的原因，已不象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可简单地说成庸俗，理想不合，没有共同语言诸如此类，而是更现实更深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