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马来西亚华人的生存窘境(2)
另一方面，自1970年起在各个领域所实施的政策，如教育领域中的大学学额种族固打制、经济和金融资本领域之中的股权配限。以及文化领域中的国家文化政策，将华文写作摒之于国家文学的门外等等措施，都在说明华社事实上一直都在国家发展主流与边缘之间徘徊。上述种种，背后隐现着深层结构性的问题，我所关注的也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生存的心理状态的出路。90年代，对来西亚华人来说也正是祈求生存的另一个临界点。1919年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散文以战斗的姿态出现，“而政论散文比起杂感散文来尤显得更成熟，更丰盛，差不多成了马华新文学萌芽前期(1919一1922年)的散文写作以至各种文学创作的主流”。九十年代初，戴小华在一个受邀于中国大陆所举办的第五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提呈的学术论文中就指出:“80年代后期，社会政治风云更为变幻无常……文学研究能在何种深刻的程度上对社会作出正确和科学的反思:社会的实践政治状况又能在何种程度上允许文学的反思?于是，这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政论散文。他们的作品侧重在推动着艺术进一步地适应社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需要。一时里作者们相继抛出一篇篇深刻锐利及切中时弊的作品，这一切又须显出与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开发与反思进程相同步。”“同样的，90年代在大众传媒以及网际网络的兴旺带动下，公共舆论的空间和影响也得以扩张。浓厚杂文味道的政论散文成了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桥梁，成了回馈社会改造社会的另一途径。从他们的行文之中，也就可从另一侧面来了解马来西亚华人所处的窘境。
本文也将以马来西亚旅台学者曾庆豹用以阐述90年代的马来西亚政治与文化心理状态的“文化霸权”这一概念为参照，来说明90年代政论散文的表现形式和写作者的受“压抑”或称“异化”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