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成功的全部(3)
然而，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穆旦所表现的“心灵史”是属于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情，或者如唐i是所说的“中国的民族布尔乔亚”的心情。注意这点对我们有以下两种得益:穆旦思想的局限性;及更深层地认识穆歌中痛苦与扭曲的社会根源。
首先声明，这样的“阶级归类”并不带任何政治上的价值判断，这个分类只想说明，穆旦一类的知识分子，虽然胸怀祖国人民，但在现代中国的现实面前却不得不碰壁的悲剧处境。
这些知识分子都是非常爱国爱人民的，面对近代中国的种种苦难，他们都感同身受或者说都身处其中地煎熬着，也禅思竭虑地想予以改变—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是现实正如我们事后所清醒认识到的，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是“面包与土地”，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价值观。这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只是历史还没有达到让他们知道如何需要的地步罢了。这也是李泽厚先生所描述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关键。然而，在穆旦一类的知识分子身上，其实并不存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问题。他们只凭良心做事，凭他们认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做的事去做事。救亡也罢，启蒙也罢，只要良知认为应做的，他就去做。而问题也出在这里。
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这当然使他能越过口号或政治的庸俗，在别的中国作家被“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之时以更冷静深刻而又包含感情的笔触去描述现象。然而也正因为他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当他面对那些不幸的人们洗衣妇报贩农民兵以至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的北方大地或阴森凶险的森林之魅时，他所能给予的也只有深深的同情。他不能为自己所同情所爱的人或处境找到解决的道路与方法。可是，光有同情而没有解救之道对那些人来说是于事无补甚至是廉价的。而穆且，也只能像看着路边一位伤疤淌血且满围着苍蝇的伤者般面对着他眼前的人群，虽想极力救治却束手无策，因而只能深怀同情地焦急，并因此而自责于自身的无能。
所以，在穆旦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对黑暗的政治现实的愤您，对空虚的心灵的焦虑，对自身的灵魂的拷问，也可以看到对那些纯朴的人民、苦难的大地的关注。然而，他的诗也只有这些愤愈焦虑拷问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