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诗歌成功的全部
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并且承认穆旦的诗表达了普遍知识分子在中国那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的所思感，认为他的诗“构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不管这是否溢美之辞，我认为这个评价很值得我们注意。在中国虽然不长，但却产生了像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冯至、艾青等优秀诗人的新诗史里，我们很少见到几乎是共识般地肯定一个诗人对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描述。要知道，这些评论者大都是过来人，他们肯这样肯定，足证穆旦的诗作具代表性与普遍性。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禅思竭虑，其间的坎坷乖赛，困恼挣扎，岂是哪一部文集或诗集可以尽录。穆旦之所以能获得肯定，我想正在于王佐良先生所说的那个“谜”: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中国新诗群星闪烁的天空里，有母爱的呢喃战斗的狂呼、爱情的燕语、理想的高歌、生命的低吟，可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如穆旦般以自己的灵魂去冒险，面对黑暗现实解剖自己心灵深处的疾痛，表现出一种“受难的品质”我们的很多诗人可能都写过穆旦的题材，但他们却没有解剖自己，一种深人骨髓且持续不断的自我检讨。所谓穆旦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也许就是说相对于讲究谦和为美，蕴藉含蓄的中国传统美学观而言，穆旦的“剥皮见血的笔法”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剃刀似的锋利”的深刻自省吧。在穆旦诗中，随处可见“我”或“我们”的叙述语句。他的观照范围，他的情感抒发都是从“我”的角度出发，以“我”代人，将心比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代人的同时，又能抽身于外去观察自己的对象，并对之进行批判性的思考。这，也就是梁秉钧先生在《穆旦与现代的“我”》一文中的结论:“他总从自我出发去体会他人的处境，又以批判意认，将自我当作人一样审查。在穆旦的那个时代，他诗中现代的‘我’令他有别于那些把‘我’当作传道者或号手的教条主义者，亦令他有别于那些对‘我’缺乏批判和反省的伤感主义者。”可以说，正是这种既由自我进，又超出自我的体验高度，使穆旦有别中国传统美学原则，在。中国新诗人中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