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顾城和他的诗(3)
《滴的里滴》是诗人反文化的宜告。它的焦虑和崩溃主题与新弗洛伊德主义者霍妮(K Homey)的文化焦虑理论不谋而合。可以用来解释诗人在文化冲突、自我与环境冲突中的分裂人格，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极端偏激的反文化心理。这一时期也是诗人所自以为的“反文化”时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集体无意识主题。作为表现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之一的鱼，最具概括力的代表是中国古代的太极双鱼图。荣格认为，他象征天地之间的“无差别的”完美和谐，它被称为“道”，“‘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慈者努力取得的状态。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道’可以是任何东西，我把‘道’叫作共时性(Syn-chioni city) ”这无疑和顾城对“道”或“自然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分别”的看法完全一致。
这不禁让我想起梵高的一幅叫《星月夜》的画。在画面中巨大的游涡状的星光、极端扭曲的树枝无一不象征了画家当时失控的精神状态。致使今天我们看来仍有一分心有余悸的感觉。而顾城却以鱼这一象征万物和谐统一的原始意象，弥合化解了狂躁和隐秘的心理投影，而免于深度的精神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以理性调节了自身与现实环境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末，隐居海外孤岛，实现自然乌托邦理想后不久，诗人再一次碰到了现实中对自然与自性的“可怕的毁灭“自然并不美好，自然中间有老鼠、跳蚤……自然是一些吃来吃去的嘴巴，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在自然之中，我发现我的本性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是属于天的，或者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它是盲目的，这统治像蚂蚁一样到处乱爬……我的思想也并没有停下来，思想只是一个藉口，当我说‘我不要’的时候，我的本性、魂魄依旧在活动。在折磨我，我必须找到一个形式来抵消它。……有时候我就像发疯一样在这个岛上快走，我停不下来，也不想吃饭，精神大得不得了。最后没有办法，我找了块大石头，抱在怀里，才能慢下来走回家。从对社会、对文化的背离，到对自我、对自然的背离，诗人只能选择做了当代的西西弗斯，每天靠搬运沉重的石头来对付“失重”的恐怖，克服一种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终于在几年后，诗人说“我醒了”。认为自己终于领悟到了“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的境界，分裂的自我暂时复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