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性的画像(3)
此外，三位女性结局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位作家的创作意图。女性的爱情追求，人格的实现，在某个方面上说，正是作家本身自我反观，体现他们对人生、社会的体验。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既谴责又同情。她是十九世纪思想最为复杂的伟人:在哲学思想、宗教观点、伦理道德、家庭生活各方面无不充满矛盾，尤其在爱情婚姻上，他一面赞美爱情，同情安娜的不幸命运，揭露逼死安娜的那个虚伪无聊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从宗法制的贤妻良母观出发，不赞成安娜为了爱情而抛弃家庭，因而让她处于悲剧惨局。这些都体现在小说的题辞: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极桑的个人生活并不非常幸福，加上社会文明的善恶颠倒的现实激起他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他的笔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红字》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强烈对比，显示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揭露。这也许是白兰在“罪恶”中，以善洗罪获得幸福的结局原因之一。
夏洛蒂·李，朗特主张文学作品应是作者本人激情的宣泄。她描写简·爱的经历，就是把酷似她本人的经历，以激情的文字描述出来。在当时传统小说流行，女主角都清一色的温柔漂亮，男主角都一律英俊多情。而她一反传统，诉说一个灰姑娘的爱情童话。她在写给她妹妹的信里说:“我要写一个女主角给你们看，她和我一样矮小而貌不惊人。”让简·爱有个幸福的家园，这也许是作家本人的渴望。
以上对三位女性结局不同的原因分析，只是片面而又简单的。
罪感意识:构成人物命运的悲剧意范之一
人类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幸福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感觉，它有时间性，往往转瞬即逝。人的追求无止境，而人存在局限性。基督教思想用“罪”概括。“罪感意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在三位女性的追求爱情幸福的命运里.作家在作品里渗透着一种基督教“罪感”文化意识，表达复杂内涵。这种文化意识给主人公的命运注人某种程度的悲剧意蕴，或浓或薄。
人类随着亚当的堕落，便有罪。原罪，实质上是现实中的人同上帝设汁的人异化后，现实中人的自我谴责。赎罪，以各种痛苦的手段渲泄郁积在内心的罪孽意识，以获得灵魂的超升。托尔斯泰、霍桑、夏洛蒂·勃朗特都将各自的宗教情感渗人人物灵魂剖析当中。基督教意识使悲剧人物增强对罪恶与灾难的体验。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三位女性也经历“犯罪(反抗)—忏悔—赎罪”的过程。在此过程，安娜超越悲剧，走向死亡;而白兰与简·爱超越宗教，得到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