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女性的画像(4)
俄罗斯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在俄罗斯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强烈的罪草意识。一旦他们心中有恶念产生，原罪感就变得强烈起来，使他们进行忏悔，又对自我进行分析与自责。这种罪感意识促使处于反抗的安娜陷人双重人格撕裂当中。安娜本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乞灵于上帝。然而这种纯粹宗教信仰经受不住人的原欲、个性的冲击。安娜为了自已的爱情，不能不作出“犯罪”的抉择。然而，安娜追求爱情的历程始终伴随着无情的自责和对罪感的恐惧—实质是“悔罪”与“赎罪”方式。她初遇伏伦斯基，爱欲萌发时。她立即感到她将失去地位名声后果的可怕，自然而然地把碾碎在铁轨上的那具血淋淋尸体当作有罪欲念的警告，惊恐万端地说出“那是不祥之兆”几个字。她对丈夫、儿子怀有沉重的负罪感，甚而在梦中出现卡列宁与伏伦斯基那刻，感到“罪孽深重，咎无可辞”。“罪感”反衬悲剧的浓重深沉。安娜第三次分娩，感觉死神的通近时，她剩下的只是向丈夫忏悔:“……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况且，她还要把伏伦斯基当作和她同盟的罪人，向卡列宁认罪。安娜没有做到真正的赎罪。赎罪意识只是对现实生活强力冲撞出来的另一种心理力量。当安娜将要结束生命的时候，她划了“十”字;当她一头扎进火车，生命弥留之际，仍然没有忘记祈祷:“上帝饶恕我的一切”。这作为她与人世诀别的意愿—请求上帝的原谅。这也是安娜心中的罪感意识对其行为最真实的评判。抛弃家庭、丈夫、儿子是“可耻的堕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种意识一直扎根于她的心灵深处。它与其它意识成为摧残安娜精神的心理力量。由此可见，俄国强烈的基督教罪感意识给文学作品人物的命运带来浓烈的悲剧色彩。
人人都有罪是霍桑浓厚宗教意识的二个结。然而，在霍桑看来，“原罪”是人类生存自然状态，是美好。《红字》展现的白兰与丁梅斯代尔所犯的是原罪.是亚当与夏娃的错误。从历史角度着眼，亚当与夏娃的原罪及其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其实象征人类由神性向人性的异化。这种异化本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这种文明的进步反过来颠倒人性的善与恶。霍桑把白兰处于她丈夫齐灵窝斯与情人之间，探讨人性复归的“天路历程”。这个历程同样侵染着基督教文化意识。在白兰身上.耻辱标志的红A字，最终变成天使Ange的红A字。从“奸妇”到“天使”，这是白兰“犯罪—赎罪”的过程。为了赎罪，她生活含辛茹苦，品尝孤独与异化，又以自己的饱尝忧患的心温暖别人被伤害的心;还用自己的坚定信仰给别人光明—无疑基督教的神圣给女性带来幸福愉悦!更为痛苦的是白兰的同犯人牧师。在丁梅斯代尔那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一个隐蔽的红A字和一个显露的红A字带给他的痛苦，责难与赎罪的悲剧命运。他不断与自己灵与肉搏斗、忏悔、行善、赎罪;当他把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