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与政治背景的透视(3)
被殖民的马来民族一直以来便处在落后的状态。马来社会中稍有知觉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此状态而感到担优。大马第二任首相敦拉萨(Tun Razak)便曾经说:“马来人如果没有拥有特权，他们将感到不安全，并停留在落后状态。”祝家华便指出敦拉萨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马来社会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因而“TanChee Beng也指出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基本是建筑于华巫两族互有不安全感的心理”。陈亚才所提到的首相马哈迪医生所写的(马来人的困境)也就透露着“重新被殖民的担心—如果马来人不团结的话(Mahatir, 1986: 154)。但是，“随着巫统的诞生，团结了马来人，也赶走了殖民者，更在1957年宪法中订下了马来人特权及苏丹统制主权的条文，马来人基本上已经确定其主导地位。”
祝家华还指出:“如果说独立以前的斗争是马来社会寻求国家权力(宪法)的保卫(特权的保护性作用)，以对抗非马来人—尤其是华裔的经济优势，那么进人独立后期到1969年‘五一三’暴动以前，马来社会在巫统的强势领导下，以脱离这类‘种族保护’(ethni。一tutelary)的阶段，而迈人笔者所言的‘种族支配’(ethnic一dominance)期的斗争。这时期的巫统寻求支配的斗争比起七十年代那种近乎‘种族霸权’(etnic一hegemonic )的行动当然是比较温和。”他所指的是在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期间所强调的三大民族之间的协商作风，因而才有r后来的学者所认为的马来西亚的民主是一种“协合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准协合式民主”(quasi一oonsociational democracy) tls]。这一个理论也就成了后来代表着马华公会向华社所赖以诉求的理论依据，所有的课题均以协商理智的态度处理，在不会涉及暴力行为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华社应当放弃“某些”己有的优势，尤其是在英殖民政府时期华裔在城市经济活动之中所取得的优势。因此所谓的“协商”到了后来也就变成了“妥协”。在陈亚才所阐述的马来社会的历史进展当中，马来精英阶层在获得支配权的同时，事实上也就是华社从中心走向边缘的过程。华教领袖之一的教总主席沈慕羽的一段演说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马华创党时，吴志渊先生即邀我人党，乃真正元老之一，一联盟成立的初期，三政党平起平坐互相尊重。联盟理事会的组织，巫统五人，马华五人，印国大则三人。每逢意见不协调时，则不表决而保留以后再谈。三政党有如兄弟，而非主仆关系。更无种族意念。当时的马华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华人代表政党。其后马华一些不肖分子利禄熏心，为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