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与补充—对马华文学的分析回顾及文化反思(6)
巴赫金的这段话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旅台与本土作家跨世纪座谈会”中所提起的“作家身份焦虑”。“重写马华文学史”及“重新对马华文学定位，是十分有探讨价值的向题，而只是座谈会中各个只是“谈而不论”，“点到为止”，所以有些问题未能说明清楚，概念混淆，结果引来陈雪风的肆力批判和陈大为的激烈抗辩，引起一场漫骂式的笔战。
“身份”(Identity)是近年来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学的重要议题。身份的概念是对早期马华文学作品中“侨民意识”“地方色彩”“马来亚本位概念”等的一种理论提升，更是把当初作品色彩和作家惫识问题放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学的框架上。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自我认同Self -记即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个体心理结构的完整图景”中找到起点。“成为其人，就是指总是依据某种描述去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为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
其实，在这场座谈会中所引发的“身份焦虑”问题和当时的“侨民意识”问题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侨民意识”是因为作家们本身是中国大陆人而移居在马来亚，作品反映出来的并非是“此时此地”的作品，而是，“彼时彼地”的题材，此外他们大部分尚未为马来亚联邦公民;而“身份焦虑”的问题，主要的对象是一些旅台作家，他们都是马来西亚公民，但在台湾发展，所以在创作上引起一种身份错位。
陈大为在该座谈会中说，“以我本身的一个生命的历程来讲，我的生命的原乡是怡保。但是我文学的原乡是台北。所以我有三分之一是认同了台北。在诗与散文中会受到影响。诗，我从来不处理马来西亚的现实，因为我己远离马来西亚11年了。”所以，“我把台北交给散文，把马华交给诗”。〔刻这是他身份上所引发的创作上影响。
刘育龙却认为他自己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存在着内在的疏离或内在的矛盾，因为他生于60年代，那个年代的作家对中国的情意结是十分深长。他在:“那个时候很羡慕，或者说很向往天狼星社及神州诗社那种愈气风发，笑傲江湖的那种日子”然而，国是他内心上的回归，而不是一个实在的政治实体。真正的文化中国是活在他的内心，对中国有强烈的认同感。事实上，刘育龙及当时那个年代的作家的这种强烈认同感是受马来西亚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时整个华社面对外来的压力及政治偏差，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身份不被认向的危机，使到我们产生很强烈的的反弹。
